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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空国际工程的游戏规则指建设企业在外国做工程业务时要遵守的规则和惯例等。游戏规则一般由法律法规、普遍使用的合同版本和习惯做法等因素构成，受市场变化和竞争形势影响。法律法规是强制性的，是必须执行的；契约自由是私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工程合同再不公平也不违法。这样，普遍使用的合同版本和习惯做法就构成了游戏规则的主要内容。本文站在中国企业角度，探讨国际工程的游戏规则以及中国企业的处境和应对措施。中国国际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版时期）大致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第二阶段（2.0版时期）大致从本世纪初到2017年，这是中国国际工程的黄金十年；第三阶段（3.0版）从2018年开始，目前仍处于3.0版的初期，仍处在中国企业从2.0版向3.0版过渡的迷茫和困难时期。本文简要回顾1.0版和2.0版时期国际工程游戏规则和中国企业的做法，着重探讨3.0版国际工程的游戏规则的变化和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前面提到普遍使用的合同版本和习惯做法构成了国际工程游戏规则的主要内容。在国际工程的标准合同版本中，FIDIC的系列标准合同版本影响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FIDIC标准合同版本的变化和行业接受程度，来研究国际工程游戏规则的演变。参考英国ICE合同条件，FIDIC在1957年出版了其第一版标准合同条件「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Works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因其封面是红色，也被称之为“红皮书”。此后，FIDIC分别在1963, 1977和1987年对红皮书做了修订。由于红皮书强调风险合理分担和合同条件简洁明了，迎合了上世纪80年代后国际工程行业大发展以及强调规则意识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采用87版红皮书为标准合同版本，并以红皮书及其风险合理分担原则为基础，出台了大致相同的采购指南。这样，87版红皮书在全球很多国家的国际工程中得以广泛使用，同时红皮书对当地工程合同标准版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87版红皮书为FIDIC赢得了国际声誉。在这个过程中，世界银行使用FIDIC红皮书作为标准合同版本，并以公平和风险合理分担为原则制定了世界银行采购指南，极大的促进了FIDIC红皮书的广泛应用，提高了FIDIC的国际声誉。因此我们可以说，FIDIC 87版红皮书和世行采购指南联手主导了1.0版时期国际工程的游戏规则。中国国内的世行融资项目全面采用FIDIC红皮书，红皮书和世行采购指南对中国建设管理体系从完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下的建设管理体系转变业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0版时期国际工程游戏规则主要特点包括：1）业主负责设计和融资。2）单价合同，承包商不承担设计和工程量风险。3）主张业主和承包商合理分担风险，比如业主要承担承包商不能控制的风险，包括地质风险和物价上涨风险等。4）清晰规定承包商变更和索赔的权利和程序。5）强调工程师（监理）的公平公正，工程师是解决分歧的重要方式。6）公开招标选择承包商，强调招标程序正确，比如开标后，业主不能要求承包商降价等。7）通过资审后，投标价格成为选择承包商最重要的因素。1.0版时期是中国建筑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学习和熟悉国际工程游戏规则的时期。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凭着中国建设的底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人工成本低廉等方面的优势，逐步在国际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企业管理层从文革前和文革中培养的干部，逐步过渡到文革后毕业的大学生；从完全靠翻译逐步过渡到专业干部自己说英语；从窗口公司一枝独秀过度到窗口和实体公司并驾齐驱。不少企业二进宫、三进宫进出国际市场，员工以能到国外项目工作为荣。中国企业从西方合作伙伴那里学来了“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理念，开始学习和重视合同管理和变更索赔，国内的世界银行融资项目以及以英语和FIDIC红皮书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天津大学国际工程双学士课程成了国际工程的黄埔军校。由于强调公平和风险合理分摊，这个时期业主和承包商的关系类似于好莱坞动画片中“猫和老鼠”的关系，相生相伴、斗智斗勇、斗而不破。这个时期中国国际工程行业经营效益虽不能说好，但不少企业也做的不错，中国国际工程企业痛并快乐着。2005年中国有49家企业进入ENR国际承包商225强，入选企业个数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入选企业国际营业额以占比7.5%排名第五，位于美法德日之后。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在不发达国家形成了对发达国家国际承包商的有力竞争。1.0版时期的游戏规则，是传统的国际工程游戏规则。不少中国企业因为不熟悉规则而折戟沉沙，比如乌干达欧文电站，也有不少中国企业基于规则，将项目起死回生。笔者1997年初从国内某大型世行项目标转向国外业务，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尼泊尔东部的一个以隧洞为主的水电站工程。由于地质条件恶劣和前期工作不足等原因，开工近2年的该项目遭遇严重困难，项目部从“打穿喜马拉雅”的豪气到失去信心，要求放弃该项目。由于红皮书合同条件和具有小浪底合同经验（意识）的团队尤其是新项目班子的努力和坚持，该项目最终以2.5倍于合同额的结算额竣工。大致类似的原因，笔者当时所在单位这一时期的所有国际项目无一亏损。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游戏规则的力量，企业应该时刻把游戏规则放在心上，应该敬畏和利用游戏规则。中国国际工程的黄金十年是指2007-2017年的大致十年时间。根据ENR统计，2007年中国以57家企业入选国际承包商250强，成为入选企业个数世界第一并保持至今；中国入选企业国际营业额占比在2009年以13.2%超过美国（13%），首次问鼎，2012年中国（12.3%）被西班牙（13.4%）和美国（13.2%）超越，2013年以14.5%在西班牙（14.7%）之后排第二，此后一直保持第一，入选中国企业国际业务营业额在黄金十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达17%。中国国际工程黄金十年的辉煌远远不是上述排名所能代表，这是中国国际工程利润最好的十年，例如，中国水电国际业务利润曾占整个集团利润的近2/3；这是中国工程企业在国际上最为闪光的十年，企业国际业务领导成为很多国家元首的座上宾；这是国际业务为企业创造高光时刻的十年，集团领导有机会乘坐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在中国元首见证下签字，参加国际顶级论坛；这是中国和西方企业关系发生变化的十年，许多著名西方企业积极主动开展和中国企业合作，甚至以见到中国企业领导人为荣。中国国际工程的黄金十年，还是国际工程游戏规则改变的十年。中国企业认识到项目和外交关系联系密切，学会了利用两国关系拿项目；中国企业开始以议标方式获得合同，甚至有能力影响目在银皮书、黄皮书和红皮书之间的选择；中国企业开始使用陌生的EPC合同，竟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施工企业带领设计院走出去，在实践中学习如何管理设计和设计团队；承包商和业主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是好莱坞“猫和老鼠”的关系，承包商和业主在融资和项目成败等方面成为了命运共同体，承包商和业主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成就中国国际工程“黄金十年”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金融的“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国金融机构在本世纪初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大对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信贷、保险、外汇”支持力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很快出台了“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成套设备出口”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绿色通道机制，这就是在中国国际工程历史影响重大的“421”政策；2013年习总书记向世界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金融和中国基础设施携手“走出去”使“一带一路”成为了影响世界的中国方案。中国国际工程的黄金十年，中国金融和中国建设在海外实现了完美结合，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融资、建设了许多地标式和对国计民生起关键作用的项目，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除资金作用外，中国政府（包括使馆、经商处）和中国金融机构在黄金十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政府部门积极与外方政府规划双边和多边合作，对接项目计划，领导重点项目推动，金融机构也积极走出国门和企业一起推动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国企业学会利用高访、外交、政府和金融机构推动项目，也学会了使用出口信贷、信用保险、优贷优买等金融工具，知道了什么是主权担保和主权豁免，甚至学会了如何和金融机构一起说服和帮助对方国家同意和找出增信工具，以关闭融资。中国资金和“一带一路”使基建狂魔在国外扬威，国际工程成为了大国重器。中国资金和中国政策一起为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营造了一个小环境，中国国际工程企业从熟悉、学习和熟悉国际工程游戏规则一跃成为了黄金十年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正是基于黄金十年游戏规则的变化，实质是基于资本的力量，我们提出了中国标准和规范“走出去”。需要指出的是，2.0版时期EPC和后面讲到的3.0版时期的EPC有很大区别。2.0版时期的EPC是中国资金+中国设计+贷款额度确定性等多方面的要求导致的。中国资金不仅给中国承包商带来了较好的价格和工期，带来了合理的合同条件，还带来了中国企业的话语权和解决项目困难和纠纷的能力。事实上，2.0版时期的EPC合同条件在FIDIC银皮书的基础上大都进行了改良。因此，2.0版时期的EPC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太大困难。2.0版时期EPC合同的经验给我们三点结论，一是良好的价格和工期可以弥补EPC合同带来的风险。二是履约环境（承包商解决困难和纠纷的能力）也是合同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话语权很重要，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黄金十年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单价合同（红皮书）下的价格和工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EPC合同条件的，或者说EPC合同条件下的工程总价要远高于单价合同下的工程总价，EPC合同条件下的工期也应该长于单价合同条件的工期。也就是说，责任和风险与权利和收益之间要达到平衡。笔者2006年负责推动非洲某大型买方信贷项目，该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一半优买+一半商贷。基于项目可研和设计成熟度很高和没有地下工程等特点，我们和业主一起选择了EPC合同；通过谈判，合同条件在FIDIC银皮书的基础上做了改进；项目推动和谈判过程，项目所在国高官显示了充分的友好和专业精神；由于是非洲第一个大型融资项目，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大家共同努力以增信的方式关闭了融资。根据波士顿大学和世界银行统计，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两家银行对外贷款的高峰年份是2009年和2016年，分别大致为610亿美元和750亿美元，两家银行在黄金十年的年对外贷款均超过350亿美元，也均超过了世界银行同期的贷款额。2018年，“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银行也开始大幅收缩对外贷款，2018年口行和国开行两家银行对外贷款为110亿美元，2019年更降为40亿美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波士顿大学统计）。自此，中国国际工程告别了黄金十年，进入3.0版时期。1997年9月FIDIC公布了EPC合同条件（银皮书）的草本。在此之前，FIDIC希望欧洲国际承包商协会（EIC）对银皮书提出意见。EIC认真研究后认为，银皮书明显背离了FIDIC在过去努力打造并引以为荣的业主和承包商合理分担风险的原则，银皮书内容甚至和其自己在《银皮书介绍性说明》中提出的“承包商应享有以自己选择实施方式的自由”的建议背道而驰，认为银皮书将破坏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公平和平衡，并将引起大量合同纠纷，对行业发展不利，建议FIDIC不要出版该银皮书。在劝阻得不到认可的情况下，EIC不得已出版了「FIDIC银皮书承包商使用指南」，将FIDIC银皮书和FIDIC黄皮书进行详细对比，指出银皮书存在的问题和对承包商的巨大风险，建议承包商谨慎使用银皮书。FIDIC出版银皮书草本的第二个月（1997年10月），中国黄河小浪底工程截流。黄河小浪底工程是利用世行贷款和使用87版FIDIC红皮书的中国最大的项目，土建工程共分三个标段进行国际招标，I标（大坝标）由Impregilo, Hochtief, Italstrada和水电14局组成的Yellow River JV中标；II标（洞群和进水塔）由Zublin, Spie, Strabag, Salini, Wayss & Freytag和水电7局及11局组成的CGIC JV中标；III标由Dumez、Philipp Holzman及水电6局组成的Xialangdi JV中标。三个联营体均由欧洲公司主办，共有10家欧洲著名承包商参与小浪底土建工程建设，高峰时期仅II标就有来自50个国家400多名外籍员工。25年后的今天，这10家欧洲公司都发生了巨大变化，I标主办公司Impregilo被II标伙伴公司Salini并购并改名为Webuild；100多年历史的Hochtief成了成立于1997年的ACS的子公司；II标主办公司Zublin被当年的伙伴公司Strabag并购，III标主办公司Dumez被整合成了Vinci；Itaslstrade，Spie，Philipp Holzmon和Wayss & Freytag等四家公司要么被人兼并，要么倒闭，要么消失于国际市场；具有60多年历史的中国伙伴水电6、7、11和14局成为了新成立的中国电建的子公司，从不能满足国内世行项目资审要求，成为了国际水电站建设的主力军。企业沧海桑田，全球国际工程行业也变化很大。2013年全球国际工程营业额达到历史峰值（约1万亿美元），此后一直波动下滑到当前的6000多亿美元左右，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被外国企业控股的本土公司完成的。在全球建筑业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国际工程市场规模却持续波动下滑，这反映了全球国际工程市场环境的恶化和全球化的退化。在此大环境下，欧洲承包商大规模撤出发展中国家市场，以高度本土化（并购本土企业）方式聚焦发达国家市场，把国外项目转化成了国内工程。日韩企业国际工程业务整体持续衰退，少数企业如鹿岛（Kajima）走出了自己本土化和国际化之路。由于合规问题，巴西整个工程建设行业一夜垮塌。新兴经济体承包商，如土耳其和印度公司利用自己的价格优势和文化优势，正大步进入国际工程市场。中国企业持续居全球国际工程市场份额第一（根据ENR250强资料，2021年为创纪录的28%），但却成了国际工程游戏规则改变的最大受害者，亏损大幅上升，中国国际工程行业陷入迷茫和困境之中。金融支持力度的大幅下滑，中国金融和中国政策等联手打造的小环境逝去，导致了中国国际工程行业黄金十年的结束。与此同时，国际工程行业游戏规则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是业主和承包商合理分担风险的理念不复存在，业主在无底线地把风险转移给承包商，承包商从工程承包商成为了风险承包商。二是各种形式罚款和担保在持续扩大，预付款保函+10%履约保函+质保金保函的惯例已几乎成为历史，不同形式的担保（完工担保、母公司担保、性能担保、超长质保、分包保函等）和不同形式的罚款（履约罚款、延误罚款、质量罚款、性能罚款、效率罚款、出力罚款、间接损失罚款和终止罚款等）纷纷强加给承包商。三是EPC成为主流合同条件，但定制的EPC合同越来越多，FIDIC银皮书的使用越来越少。四是招标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程序正确已不再存在，开发商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投标后轮番压价。上述变化虽然主要对私人业主而言，但政府项目合同条件也变得比过去苛刻的多，最近中企签约的拉美某国家电力公司电站项目，其合同的苛刻程度一点不亚于私人开发项目。五是纠纷解决更加困难，由于工程师不再中立，其解决纠纷的能力也就丧失；DB机制应该是当前解决工程纠纷的最好办法，但应用仍不广泛；仲裁和诉讼是承包商不得已而为之的救济措施，但似乎成了承包商的污点，成为不能通过资审的理由。六是业主（开发商）和承包商的关系成为自然界的猫和老鼠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EPC合同的情况。工程建设企业的称谓已经从过去的承包商改成了EPC承包商，除了因为EPC合同流行外，还有凸显承包商的EPC能力以及强调EPC合同比单价合同高级的意思。但当前流行的EPC合同还是FIDIC的银皮书吗？笔者近期看过的几个EPC合同，第一个是中东某电力巨头的一个新能源EPC合同，该合同条件和FIDIC银皮书最为接近，显然是基于FIDIC银皮书做的修改，但FIDIC银皮书的原则（和红皮书和黄皮书相比，已经没有原则了）和内容已经面目全非。第二个是由某西方巨头牵头的联营体的一个新能源项目EPC合同，该合同虽也称为EPC合同，但已经没有了FIDIC银皮书的影子，应该是该联营体某个伙伴自己的EPC合同版本。第三个是某拉美大国国家电力公司一个燃气电站的EPC合同，该合同看不出和FIDIC银皮书的任何关联，但对承包商的苛刻程度一点不亚于前面两个私人合同条件。最后一个例子是某西方开发商的一个电站EPC合同，该合同完全没有了我们印象中EPC合同的样子，它实际是一个穿透合同，主要目的是把业主（开发商）在特许经营和PPA（购电协议）项下的责任、担保和罚款等，加码之后传递给承包商。在EPC流行但FIDIC的银皮书不再流行的当今，多边金融机构卫道士一般仍坚持使用红皮书，维持着风险合理分担的基本原则；政府开发项目则波动很大，不同国别、不同机构甚至不同项目的合同理念差别很大；黄皮书似乎已无人问津。和地缘政治相似，合同版本也进入了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时代，FIDIC和很多行业机构都在失去原有的辉煌，时代呼唤着建设新秩序和新体系，国际工程游戏规则正在从分化进入重构时代。国际工程行业可能应了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风险向承包商一边倒是3.0版游戏规则变化的主要方向。笔者认为造成国际工程游戏规则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契约自由+私人投资+项目融资+风控原则+市场环境”。契约自由是私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合同如何不公平，风险如何一边倒，都不违法，这是3.0版游戏规则变化的基础。私人投资和项目融资则是3.0版游戏规则变化的动力，投资商和银行均希望工程工期和造价具有确定性，风险闭环是银行放款的前提，开发商则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短的工期和最好的质量。将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降低和管控该风险的一方是国际公认的风险分配的原则，EPC承包商显然是承担建设期工程风险最合适的一方，而落实工程建设期风险是项目风险闭环和银行融资的最重要环节。市场环境则主要指全球建筑业产能过剩，承包商尤其是中国承包商之间的内卷，当然还包括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影响等。对于建筑工程游戏规则的变化，承包商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看看国内工程游戏规则的变化和承包商的关系。和国际工程一样，所有国家建筑业的游戏规则也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国内游戏规则的变化对国内承包商的影响没那么大，而且有些方面是向对承包商有利方向转化。以中国为例，中国基础设施的开发模式进入了PPP时代，工程建设游戏规则变化也很大，但中国的建筑央企很大程度是游戏规则变化的受益者，市场份额持续上涨。为什么同是游戏规则的变化，对国内和国外承包商造成的影响却差别很大呢？笔者认为关键差别是承包商在游戏规则变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就中国国内情况而言，建筑央企不但是游戏规则变化的参与者，有时甚至是倡导者，对规则变化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西方承包商把并购本土企业当成进入该国和在该国发展的主流模式。面对当前国际工程游戏规则的变化，中国承包商在做些什么呢？作为利益攸关方，中国承包商的角色似乎仅仅是受害者，还可能存在助纣为虐的现象。面对技术和价格透明的项目，明知风险巨大，但禁不住合同额的诱惑，参与竞标的多是中国企业；面对体量巨大、技术复杂的项目，中国企业不愿在投标阶段投入足够的资源和精力，似乎有点无知无畏地参与投标；还有一些项目开标后，中国企业之间内卷，协助业主轮番压价，煮豆燃萁。无论项目履约结果如何，投标团队仍可以拿到中标奖，甚至获得晋升；项目亏损后，更换项目领导，把领导换个位置，也就各自平安。但这是投标和履约团队的问题吗？把责任推给投标和履约团队显然有失公平，我们需要从体制机制和考核导向上找问题，从总部管理中找问题。
面对国际工程游戏规则的改变，中国国际工程行业合同管理理念和能力似乎改变不大，很多企业还停留在1.0版或2.0版时代，承包商应该与时俱进，抓紧建立和当前游戏规则相适应的合同管理理念和能力，建立和当前游戏规则相适应的风险观、风控标准和风控措施。笔者建议：
1. 要充分认识目前国际工程游戏规则分化、恶化和重组时期的现状，认识到不同合同条件下承包商风险的巨大差别，认识到即便是同一种合同条件（比如都是EPC合同）下承包商的风险也会差别很大。要有专业人员研读和分析一定规模以上项目的合同条件，要对全体营销和履约人员进行新时期合同培训，培训对国际工程游戏规则变化和合同管理底层逻辑变化的认识，培训对不同合同条件的辨识，培训不同合同条件下的风险意识和风险对冲意识。
2. 对于私人项目，业主和业主银行合同管理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是风险合理分担，现在是风险一边倒，目标是确保造价和工期的确定性。为此，业主和业主银行都竭力在合同条件中不给承包商留下变更和索赔的机会。业主合同管理底层逻辑的变化，导致承包商原有的合同管理理念和能力不再适用，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时代过去了，变更和索赔的时代也过去了。承包商应该抓紧建立相应的合同管理理念、方法和能力，建立相应的风控和风险对冲机制。
3. 由于私人项目合同管理底层逻辑的变化，承包商对冲风险的方法不应再是变更和索赔，而是价格和工期，是政治保险和商业保险，是业主在特许经营协议中对政府的变更和索赔（比如物价调差公式、法律变更补偿、合同终止补偿等），是适时说NO。
4. EPC合同和特许经营协议（含承购协议）的穿透机制不是一个坏事情。为了吸引投资，政府部门需要维持政府和开发商之间风险的合理分担。对于一个合理公平的特许经营协议（含承购协议），穿透协议如果穿透的不仅是责任和风险，还包括权利和收益以及变更和索赔的渠道，那穿透机制很大可能是承包商的一次机遇。建议企业抓紧组织团队研究。
5. 承包商可以承担建设期风险，但前提条件是重大风险可以对冲，责任和风险与权利和收益相平衡。承包商要对无法对冲的重大风险说NO，对责任和风险与权利和收益不平衡的项目说NO。如果开发商签了一个条件恶劣苛刻或技术不成熟的特许经营协议，建议开发商设法和政府终止合同，而不能把锅甩给承包商，承包商应远离这种项目。对于合同条件恶劣苛刻和风险巨大的政府项目，承包商也应该说NO。
6. 纠纷解决是企业应该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在国际工程游戏规则和合同管理底层逻辑改变的今天，DB是当前最好的纠纷解决方式，因为纠纷的及时解决对项目有利，对业主和承包商都有利。建议要求营销和履约人员应尽全力在合同中引入DB。
7. 中国国际工程行业的合同管理不能仍停留在标准合同版本的解释和学习，应该加大对国际工程游戏规则的及时和超前研究，加大对合同管理底层逻辑的研究。在国际工程游戏规则重构过程中，应该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国际工程行业应该有所作为。
前面主要是关于合同管理理念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建议，合同管理和风险控制更多是业务层面的措施，中国国际工程行业和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应该在更高的层面采取紧急措施，尽快扭转中国企业是国际工程游戏规则的受害者、是风险垃圾填埋场的现状，尽快扭转中国国际工程行业目前被动的局面。为此，笔者建议如下。
1. 反思企业国际化战略。不是每一家有国际业务的企业都必须坚持做国际业务，如果企业高层信心不足，及时撤出国际市场也是明智之举。经过反思，如果认定企业要坚持国际化战略，就应该下决心尽快做些改变，因为这个长冬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过的去的。千万不要在是否坚持国际化战略方面犹豫太长时间。但中国工程行业的国际化之路，是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就像改革开放如同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一样。
2. 放弃或大幅度弱化规模指标。建议企业对国际业务不再考核规模和签约指标，重点考核资金流和利润两大指标。这可能是眼下控制风险、减少内卷的最有效措施。在中国国际工程行业的长冬，规模导向和签约为王正在将中国国际工程行业引向速冻模式。
3. 高度警惕技术和价格透明的项目。技术和价格的透明，使承包商很难避免裸奔。由于这是一个渐进和潜移默化的过程，承包商会认为裸奔是应该的。事实上，裸奔具有很大的伤害性，这可能是导致某些很优秀的EPC承包商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此外，我们还应该高度警惕在不熟悉的地区和不熟悉的领域签约大型项目。
4. 建议加大投标阶段的投入。一旦决定投标，尤其是大项目，企业就要高度重视，敢于投入，要吃透项目的技术、规范、合同、风险和履约环境等重要方面，吃透业主的核心关切，努力打造非价格竞争能力。
5. 打造行业和产业链竞争优势。作为反内卷、促合作的第一步，笔者建议行业内企业多交流、勤沟通。其实大家对反内卷、促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认识很到位了，只是中国人的面子和过去的竞争历史阻碍了企业自发的行动。企业长冬难熬，行业组织也应自加压力，建议行业协会把促进企业间团结和合作放在工作的首位。笔者认为简单易行的方式是，行业协会出面，建立每个行业头部企业决策者联谊制度，给这些决策者创造摘掉面具、加强沟通、增进友谊的机会，让他们至少做到遇到难题能够沟通和交流。反对内卷，头部企业应该带头。
6. 建议在中国国际工程行业掀起反对投标后再压价行动，任何中国企业均不接受开发商（业主）恶化招标文件和招标结果的任何要求。也希望行业协会能牵头这项工作。做到该建议应该不太难，大家授权签署承诺，配合严厉的惩罚机制，建立违规认定和裁决机制。违规认定和裁决机制可以参照仲裁制度，发挥资深退休专家的作用，这些专家没有了屁股的约束，脑袋会更加公平。希望政府和银行能支持这个倡议。
基础设施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有乘法效应，维护基础设施行业的健康发展，是各国政府、银行、开发商、承包商、供应商和运营商等利益攸关方的责任。占全球建筑业1/3强、占全球国际工程行业1/4强的中国工程行业，面对国际工程游戏规则的重构，我们不能仅做服从者，更不能老做受害者；既不能总做怨妇，也不应老做刺猬；中国企业需要整合自身优势（产业链优势、规模优势、竞争优势和一定的资本优势），加强对内和对外合作，减少内卷，提高对外沟通和讲故事的能力，加强本土化建设，融入国际社会，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和软实力，为中国国际工程企业能度过长冬、迎来春天作出努力，为全球基础设施行业游戏规则的重构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